走进敦煌莫高窟，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每个洞窟里庄严的塑像和精美的壁画。而这些珍贵的文物，却在从元朝开始约200多年的时间里无人看管。直到1897年，一名姓王的道士来到莫高窟时，看到其无人看管而荒废，便毅然决然的接下了看管莫高窟这个重任。
王道士本可以像普通人那样，平淡的过完这一生。却在1900年5月26日这天，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。那一天，他像往常一样在打扫莫高窟时，偶然发现了一条裂缝后一个不足十平米的洞窟，内藏有五万多件经书，也就是现在的第17号洞窟——藏经洞。这一发现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。
发现藏经洞后，王道士被里面经书堆积成山的景象震惊了。于是，他决定报告官府，扩大影响力、引起重视。
他先徒步走了100多里赶到敦煌县，找到了当时的县令严泽。可是严县令愚昧无知，认为这只是几卷没用的废纸，将王道士赶了回去。王道士没有办法，只得回到莫高窟继续苦等。过了两年，终于换了县令，新县令名叫汪宗翰，王道士赶紧带了两卷经书赶到官府，向汪县令报告藏经洞的事情。王道士带汪县令来到莫高窟的藏经洞查看经书，汪县令对这些经书很感兴趣，却不愿意多管闲事，便拿了几卷经书到府上研究，让王道士就地封存、好好看管藏经洞。
两次报告县令无果后，王道士还是不甘心，便带了两箱经书，徒步走了800多里，来到酒泉，找到了自己曾经的上级廷栋。廷大人自然不管这些杂事，他将经书留在了自己的府上，还是让王道士继续看管藏经洞。
三次报告官府都失败了，王道士甚至去给当朝太后慈禧写信，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、杳无音讯。几次的失败让王道士心头的热情彻底被浇灭，他只好回到敦煌，继续看管莫高窟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藏经洞内的经书也引起了一些洋人的关注。
1907年和1908年间，西方探险家斯坦因与伯希和诱骗王道士，将藏经洞的经书用极少的钱财买走。现如今这些珍贵的经书分散在世界各地，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。在1924年，美国盗宝人华尔纳来到莫高窟，也想要买走经书。王道士称经书已被全部买走。于是，华尔纳用自己带来的化学胶水粘走了莫高窟内二十多幅精美壁画，还带走了一尊唐代菩萨塑像，这一行为严重损坏了莫高窟内的彩塑和壁画。
变卖莫高窟内经书、壁画以及彩塑所得的钱，王道士并没有据为己有，而是全部用在了修缮洞窟上。
当斯坦因将敦煌文物带到海外各国时，清政府才知道莫高窟内经书的珍贵，命人将剩下的经卷运往北京保存。可当时的朝廷官员也明白了经卷的价值，都想要将它据为己有。于是当时偷窃成风，敦煌经书流失严重。以至于造成现在的经书失传，人们找不到承受错误的对象，便把这一过错推脱到一个曾经用尽自己力量、保护莫高窟的道士身上。
也许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没有人能比王道士做的更好。现如今敦煌文物的流失，不应该把这一过错归于任何一个人。时代的落后、人们认知的缺乏，都是文物流失海外的根本原因。又为什么要把这一过错都推给一个人呢？
王道士曾多次报告敦煌县令，无人在意；王道士也曾徒步行走800多里，赶到酒泉，越级上报，无人在意；王道士最后走投无路，甚至给当朝太后慈禧写信，还是无人在意。最后，王道士将经书变卖给洋人，才终于引起海内外的轰动。
作为一个历史的小人物，他已经为莫高窟的保护、修缮做出了最大的努力。余秋雨曾经在他的《文化苦旅》中写道：“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，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。一位年轻诗人写道，那天傍晚，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，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。那里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。”
是啊，敦煌文物的流失，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，不是任何一个人想要看到的。王道士已经尽到了他最大的努力，当时的清朝无暇顾及这些文物，也不愿意去多管闲事。王道士的认知缺乏，加上被洋人的多次诱骗，他才将这些文物变卖。王道士以为自己为文物找到了安身之所，殊不知它们再也回不到自己的家乡。
作家余秋雨把文物流失的错误归结于王道士一人，可他也只是时代的小人物，这一民族悲剧的根源是当时国家的贫弱。
正所谓：“落后就要挨打，自强不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”只要我们足够努力、足够坚持，我们终有一天可以用自己实力请回这满天神佛！
莫高窟内的文物永远是属于中国的。风沙掩不住它的历史，颜色带不走它的辉煌，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掩盖不了它的出处。愿敦煌文物尽早回归祖国的怀抱！
新华小记者 李佳恬（0008548212）
